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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说,自然是肉眼可见的精神,精神则是肉眼看不见的自然,因为我们在大自然中到处都可感受到'产生结构的精神'(structuring spirit)。他说,物质乃是沉睡中的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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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宣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充满了这类潜意识的机转。我们时常会忘记某个人的名字,在说话时摸弄自己的衣服,或移动房间里随意放置的物品。我们也时常结结巴巴或看似无辜地说错话,写错字。但佛洛伊德指出,这些举动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是意外的或无心的。这些错误事实上可能正泄漏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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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个由物质形成的存在者,我们完全属于自然界,因此受到因果律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可是做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在康德所谓的'物自身'(与我们的感官印象没有关系的世界本身)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在我们追随我们的'实践理性',并因此得以做道德上的抉择时,我们才有自由意志可言。因为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也正是制定这项法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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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说法,你的行为是否合乎德正取决于你是否出自善意而为之,并不取决于你的行为后果。因此康德的伦理学有时也被称为善意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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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别人。""这个原则不只适用于他人,也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可以利用自己,把自己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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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做出负责任的举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智发达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同情别人的处境。休姆说:'一个人可能宁愿整个地球遭到毁灭也不愿意自己的手指被割到。这与理智并没有什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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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跟着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并不一定表示两者之间必有关联。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们不要妄下定论。因为,妄下定论可能会导致许多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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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只见过黑色的乌鸦,但这并不表示世间没有白色的乌鸦。无论哲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都不能否认世间可能有白色的乌鸦。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几乎可以说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寻'白色的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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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和谐的是我们内心的各种冲动。例如我们的野心和欲望。但如果我们体认到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我们就可以凭直觉理解整个大自然。我们会很清楚地领悟到每一件事都有关联,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体的。最后的目标是以一种全然接纳的观点来理解世间的事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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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并不是一个傀儡戏师傅,拉动所有的绳子,操纵一切的事情。一个真正的傀儡戏师傅是从外面来操纵他的木偶,因此他是这些木偶做出各种动作的'外在因'。但上帝并非以这种方式来主宰世界。上帝是透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因此上帝(或自然)是每一件事情的'内在原因'。这表示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必要性。对于物质(或自然)世界,史宾诺莎所采取的是决定论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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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四世纪以来,愈来愈多思想家警告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权威,无论是宗教教条或亚理斯多德的自然哲学。但也有人劝告大众不要相信纯粹凭思考就可以解决问题。在整个中世纪期间,人们过度迷信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研究大自然现象必须以观察、经验与实验为基础。我们称之为'实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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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本来就是悲伤而严肃的。我们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彼此相逢,彼此问候,并结伴同游一段短暂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对方,并且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就像我们突然莫名其妙的来到世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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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知和运用良知是两回事。有时有些人做起事来一副无耻的模样,但我相信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有某种良知存在的。就像某些人看起来似乎没有大脑的样子,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不用脑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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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不能懦弱,也不能太过鲁莽,而要勇敢(不够勇敢就是懦弱,太过勇敢就变成鲁莽);既不能吝啬也不能挥霍,而要慷慨(不够慷慨即是吝啬,太过慷慨则是挥霍)。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 吃得太少或吃得太多都不好。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两人关于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想起希腊医学的主张:唯有平衡、节制,人才能过着快乐和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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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声称他受到内心一个神圣声音的指引,同时他的"良心"也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他说:"知善者必能行善。" 他的意思是人只要有正确的见解,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也唯有行所当行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德之人"。我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何者是对的。这是人何以必须不断学习的原因。苏格拉底想为是非对错找出一个清楚明白,而且放诸四海皆准的定义。他与那些诡辩家不同的是,他相信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而不存在于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