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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独自散步的时候,我真说不出我是高兴还是恼怒,那些小一点的鸟儿好像一点也不怕我。它们在离我不到一码的范围内跳来跳去,寻找毛毛虫和其他食物,态度非常安闲自在,就像它们身边根本没有什么生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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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才爬回屋里,在地上躺了下来,这样一直睡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期间皇帝下令给我准备一张床。车子运来了六百张普通尺寸的床,在我的屋子里安置起来。一百五十张小床被缝做一起,做成一张长宽适度的床,其余的也照样缝好,四层叠在一起。但是我睡在上面也不见得比睡在平滑的石板地上好到哪里去。他们又以同样的计算方法给我准备了床单、毯子和被子,对于像我这么一个过惯了艰苦生活的人来说,一切也就很过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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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学术已经十分发达,不知历经了多少代。这些就不用我说了。不过他们写字的方法很特别,既不像欧洲人那样从左到右,又不像阿拉伯人那样从右到左,不像中国人那样自上而下,也不像卡斯卡吉人那样自下而上。而是从纸的一角斜着写到另一角,和英国的太太小姐们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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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皇帝与一小撮对我不怀好意的大臣之间就开始达成一项阴谋;不到两个月,阴谋暴露,却差点儿以我的彻底消灭而告终。最大的功绩在君王眼里又能算什么,你一拂逆他,不使其野心得到满足,再大的功劳也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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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来到的消息传遍整个王国,引得无数富人、闲人和好奇的人们前来观看。乡村里人差不多都走空了,要不是皇帝陛下下敕令颁公告禁止这种骚乱,那么就会出现无人耕种,无人理家的严重后果。皇帝下了命令,命令是看过我的人必须回家,不经过朝廷的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走近离我房子五十码以内的地方,廷臣们倒还因此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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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为止,对朝廷里的事情我一直都很不熟悉,我地位低微,也没有资格知道同时参子宫廷的事。关于君王和大臣们的性情脾气,我倒还是听过很多,书上也读过不少,但决没有想到对如此偏远的一个国家,它们竟然也会产生这么可怕的影响。我本来认为这个国家的统治原则与欧洲国家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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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奉陛下之命,我们将他身上所有的。袋都认真地检查了一遍。我们还看到了在他腰间一条腰带,是由一种巨兽的皮革制成的。腰带的左边挂了一把五人高的长刀,右边挂有一只皮囊,里面又分为两个小袋,每只小袋均都能装下三个陛下的臣民;其中的一只装了些和我们脑袋一样大小的重金属球,要一手好力气才能拿得起来;另一只装有一堆黑色颗粒,个儿不大也不重,我们一手可抓起五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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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们的做法来看,忘恩负义该判死罪,我们在书上读到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法律。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无论是谁,如以怨报德,就应该是人类的公敌,不知报恩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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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可敬的读者能原谅我说这些琐碎的事。在没有头脑的俗人看来,这类事也许显得无关紧要,但它们无疑能帮助哲学家丰富想象,扩大其思想和想象的范围,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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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学上,我们将会有多么奇妙的发现!我们活着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预言成为事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彗星的运行和再现,以及日月星辰的种种运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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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脱离险境之后,稍稍停了一会儿,拔出手上。脸上的箭,搽了一点油膏;这我前面已提到过,是我初到时利立浦特人给我的。然后我摘下眼镜,等到潮水略微退一些后,再带着我的战利品,涉水走过海峡的中心,安全返回利立浦特皇家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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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个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脸,只是由于狂饮无度,脸色白里透着微黄,而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在一家糖厂的种植园里当农艺师,但是那种生活寂寞无聊,根本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赫赫声势相比。于是,这位农艺师就乘着浊流在全国泛滥的机会,浮游上来,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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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家的小房子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回到家,哥哥阿尔焦姆对保尔提出了三个要求:干活别耍花招,该干的都干好;不要再让妈妈操心了;得争气,要好好做人。哥哥给保尔带来的礼物是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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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天起,保尔把整个身心扑在这部书的创作上。他缓慢地,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地写着。他忘却一切,全部身心都沉浸在书中的人物形象当中,也初次尝到了创作的艰辛:有时候那些鲜明生动、难忘的景象清晰地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但他无法用笔墨表达,写出来的字句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少生气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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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他经受了许多苦难。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对结识的朋友克利姆卡说:“这儿是什么地方……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骗子还是骗子。他们都有的是钱,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