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得以理解周围的环境和历史，但人们并非天然地从属于“民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并非人类心理的固有成分，也不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学本质。 人类对于拥有血缘关系的小社群容易产生归属感，但要让人类对数以千万计的陌生人产生同胞之情，则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

—— 《血与蜜之地》

对我来说，巴尔干似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

—— 《血与蜜之地》

说起来你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其实你是生了两条阑尾，平日里一点用都没有，到了紧要关头害得我差点丢了命。

—— 《女人的胜利》

正如博尔赫斯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够真诚地讲述故事，基本上是为数有限的。我们不过是把为数有限的这些这些这主题，千方百计地改头换面，改写成种种不同的形态而已——也许不妨如此直言相告。 总而言之，真实并不存在于一种一成不变的静止之中，而是存在于不断的演变和推移之中。这难道不正是叙事的真髓吗？

——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

ぼくは思うのだが、この世界に心に秘密を抱かないものはいない。それは、人がこの世界を生き延びていくためには必要なことなのだ。 そうじゃないのだろうか？

——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

不，完全不对。你什么都没选，只是在暴力下被迫选择。

—— 《恶女的告白》

理性本身似乎要求我们总是去做权衡了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理由之后最好的事，然而权威却要求我们忠诚于它，这种忠诚与理由的平衡（he balance of reasons）相悖，因而似乎也与理性本身相悖。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张力是权威概念的一部分：“诉诸权威（即诉诸权威所强加的要求）是对诉诸理性（即诉诸以行动理由为基础的要求）的一种替代。”

—— 《国家的权威》

现代不仅是理性的年代，它也是惊异的年代、非凡的年代。非凡并不只在对古代世界的发现中产生与重现，它更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对遥远未知土地的探索与征服中（Todorov，1984；Greenblatt，1991，1993；Pagden，1994；Rawson，2001），以及对我们自身经验的探索中。作为惊异的哲学，现象学无非就是对现在/当下的总体意识。

—— 《现象学社会学》

人们常常伸长手去摘星星，却忘记了他脚下的花朵。——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我们不能从讨论纯粹的观念（它们是在无人居住的公共道路上游荡的胡思乱想）开始，而必须从人们以及人们的对话开始。——C. S. 皮尔斯（C. S. Peirce）

—— 《真理》

註解一段話 門德爾松身材矮小並有駝背。在他追求弗洛米特（他的妻子）時，有一段對話廣為流傳——弗洛米特問：“你相信婚姻由上天締結嗎？” 門德爾松答：“當然。一個男孩出生時就有一個女孩得到呼喚：他和她，她和他。我出生的時候還發生了特別的事情。上帝告訴我。說我的妻子可惜個駝背。我乞求說，親愛的上帝啊，把這個難看的駝背給我，讓女孩兒苗條、可愛吧。”

—— 《耶路撒冷》

在有生物中，我们能首先观察到专制统治和共和统治[7]，灵魂是以专制的统治来统治肉体，而理智对欲望的统治则是依法或君主统治。很显然，灵魂统治肉体，心灵和理智的因素统治情欲的部分是自然而且有益的。相反，两者平起平坐或者低劣者居上则总是有害的。

—— 《亚里士多德全集》

争论的根源，以及观点相互抵牾的关键就在于：德性一旦装备起来，就会获得一种极大的力量，由于最大的能力只能在具有某种最好德性的地方找到，所以能力就意味着德性，所以这种争论只不过是个有关公正的问题罢了（其原因就在于，一部分人把公正等同于善良意志，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公正就是强权）。

—— 《亚里士多德全集》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诸卷中努力确定“是者”(das Seiende)的不同含义时所表现出来

—— 《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

人们通常认为，黑格尔的伦理观为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提供了支持。但我们看到，在深入考察之后，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存在一个编排不同社会秩序之合理性等级的普遍标准。 （历史化了的普遍主义）

—— 《黑格尔的伦理思想》

然而，如果说我已经通过在我所在的特权群体之中的成员资格获得了自我确定性，那么，我非但没有损失，还可能会因为无视那些并不属于这一特权群体之人的权利而获益多多。

—— 《黑格尔的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