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时,人说人话,鬼做鬼事。
人像人,鬼像鬼。顶天立地。
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莱布尼茨亦言: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晚清民初和春秋战国就非常类似:二者都时逢乱世,衮衮诸公拥兵自重,雄踞一方,厉兵秣马,却又彬彬有礼,小心翼翼地谨守着邦交礼仪,即便征伐讨杀,亦必师出有名——这种政治上的松懈直接催生了文化的繁荣,前者孕育出了决定中国思想走向的诸子百家,后者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际会,诞生了一批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师。究竟是什么让那个时代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为什么长袍马褂的晚清遗老能和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同台授业竞技?为什么物质极端匮乏的西南联大能培育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北洋军阀屡动兵戈却又礼佛有加?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终身食素?为什么曹锟明明可以以武力逼宫,却非要以选举的方式问鼎总统——哪怕是使用贿赂的手段?为什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明知道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会沦为阶下囚,却宁愿孤身犯险?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决策,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做派和行事方式?
有一个时代叫中华民国,有一种精神叫民国范儿。打开记忆之门,闲说民国逸事,重温民国风尚,细品民国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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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
——张鸣(人大教授)
百年过去,中国人的人类学特征发生了断裂式的显著改变。龙种与跳蚤更替,人格与国格消长。回望民国,就是回望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大历史”——虽已“绝圣弃智”,却又气息延绵。看民国风景,有历史,有人物,有景观,有文争武斗,有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思想激变,生活方式亦随之激变。这是一段“过激”的历史,人人慨当以慷、个个向死而生。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因之而带有“民国范儿”。既便在老相片中发黄,仍一望可知。……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
——陈丹青(画家,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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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做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鲁迅与周作人住在绍兴会馆时,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地射此人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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