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

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支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所有的旷达，都是对悲苦的省略。

嘲笑受难的人，当某种灾难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当然绝对不会去救别人，因为别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惩罚，于是他们就趁火打劫、谋财害命，来帮助完成那种处罚。事后，他们万一幸存，又会滔滔不绝地成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学家。

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

哥伦布表明了流浪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一切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秩序。

当形容词如女郎盛装、排比句如情人并肩，那就一定尚未进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极致如老街疏桐，桐下旧座，座间闲谈。

似病似死间，也可能豁然洞开，惊鸿一瞥，执掌起满天晚霞。

青春的力量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

《希隆的囚徒》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他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盘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阴，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也与这座城市的不可透析性有关

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囚禁在象牙塔里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

幽默的最高形态是自嘲。

当历史不再走伤痛，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的远了，这个理由渐渐褪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

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没有对象的咆哮可能更其响亮，没有年代的街道盛得下全部故事，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

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

它高傲，但它宽容，高傲是宽容的资本。

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

行者独步于遥远的旷野， 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处处的难题， 只因为一个执着的信任， 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 为后来人度步出一往无垠的疆土

哥伦布没能发现印度，他其实失败了。但是他发现了美洲，他已自成标杆，无论对错。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之中，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之间。在我看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快乐大街。

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意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产生于罗马的兴亡感慨不会重蹈中国文人的吟咏老套，不会终结于白发渔樵、废殿碧苔、老月青山。

不管别人怎么表示不屑，我们自知，这是一场历时不短的生命冒险，天天面对未知，处处遭遇难题，居然全部走下来了。在那遥远的旷野、陌生的街道中支撑我们的，除了目标，就是友情。我想用名单说明，人生在世，看怎么组合。有的组合，虽然素昧平生却能让每一个生命都摆脱无聊，生发出霜笼月罩的山水气韵，敢于合力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到脚下，有的则相反。

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

（罗马的）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

一切伤口都保持着温度，一切温度都牵扯着疼痛，一切疼痛都呼唤着愈合，一切愈合都保留着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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