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9月25日生于圣彼得堡,是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也是当代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遍及各种音乐体裁,特别是15部交响曲使他享有20世纪交响乐大师的盛誉。此外,他还培养了大批苏联当代著名作曲家,深受苏联人民的喜爱。1975年8月9日卒于莫斯科。
在肖斯塔科维奇生命的最后4年,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一个“从棺材里逃出去”的计划逐渐形成,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从而纠正那个“令人心碎的奴颜婢膝的形象”。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讲述往事,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他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在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他口述了为苏联国歌作曲的趣事。当时,斯大林政府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因为考虑到《国际歌》是外国作品——法国的。他们匆忙拼凑了新歌词交给作曲家。对音乐充满好奇却又一知半解、被民间喻为“文化秃鹫”的斯大林命令哈恰图良和肖氏合作谱曲。
肖氏对此回忆道:“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气质也不同。何况有谁愿意在作曲家集体农庄里干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
评判专家显然认为哈恰图良和肖氏合写的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肖氏需要多少时间,他说5个小时。
肖氏回忆道:“其实,我们5分钟就能弄好,不过如果我说我们当时就能在斯大林的桌子上改好,似乎不妥。尽管如此,斯大林当时一定想:国歌是国家大事,只要5小时就能改好,这不严肃。” 有趣的是,他和哈恰图良合作而成的国歌最后落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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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一本内部出版物《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的秘密流传,所带给他们的精神震撼。王小波在自己的文章里就提到过回忆录的内容。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生于圣彼得堡。 1917年,11岁的肖氏开始创作。一些重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等都在他心里引起过震动。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还是少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在彼得堡街头亲眼看到沙皇警察打死儿童的情景,后来把它反映在标题为“十月献礼”的《第二交响曲》中。
西方的现代派、形式主义音乐与1920年代开始形成的苏维埃音乐文化曾经展开文化意义上的“激战”。肖氏的某些作品也表现了现代派的特征,曾引起舆论界的争议。肖氏作品的命运是离奇曲折的,忽被抛上云天,忽又被掷入谷底,在激烈的跌宕起落中,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尽了严峻的考验。他的歌剧《姆青斯克的麦克白夫人》在1936年被《真理报》斥为充满“刺耳的噪音”,“否定了歌剧的原则”,“彻头彻尾的非政治倾向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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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应该把战前大剧院在斯大林直接命令下上演《女武神》 这件事当作他喜爱瓦格纳的证据呢?其实这是宣告他喜爱希特勒。 《女武神》的故事太可耻了,值得一讲。 “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生效了,我们应该爱法西斯主义者了。我们爱得太晚,但正因为如此,才爱得更热烈。就像一个半老的寡妇爱上了隔壁魁梧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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