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

可以这么说，早期受英文教育的教师是被故意解除了政治意识，英校教育是削弱了群体认同的意识以及民族自卫求存的感应能力。 相反地，华校教师则是1911年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的产物。新加坡早期华校教师连同课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从中国输入。

姚国华校长曾提及劳神父和李斯德望神父一次让他无法忘怀的对话。这位李神父有一天来探望劳神父，问他说：“你办华文中学有什么用？毕业生连做政府部门一名书记也不行。”劳神父说：“我们办华英混合中学，目的是使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姚国华认为这句话“切实有至理”，值得深思。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

.....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消失。

我拜读过尼赫鲁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度过漫长岁月写下的著作，特别是他写给女儿的书信。这些信写得非常优美，他的观点和思绪拨动了我的心弦，激起回响。

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

在新加坡，国语是象征性的，只在国歌歌词和军队发号施令中使用；英语是工具语言，是获取英语世界知识的工具，“谋生的工具”；母语是文化语言，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新加坡的国情决定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

反对成立南阳大学的是一位周辨明博士的华人，他认为大学是研究学术的最高机构，所以必须是国立的，由全民负担。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学是不会办好的，一时的捐款浪潮并不能让大学维持“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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