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

序言

阿克顿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格莱斯顿的首席私人顾问，对英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有独特贡献，他的一句话现在已成了英语民族的格言。大多数像他这样的名人死后不久便会有传记问世，而且通常是两卷本形式。阿克顿则不然。当时的报纸发布过详略不同的讣告，他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在《国家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为阿克顿撰写了一条篇幅不大但颇有价值的小传。阿克顿曾给格莱斯顿的女儿玛丽写过不少精彩的信，她出版了这些信件，引起世人关注，这不仅因为他是杰出的书信体作家，还因为在他的个性方面，地位崇高却又让人感到陌生，或至少是个复杂的人物。这些信件的编者赫伯特·保罗写过另一本简明实用的传记。晚近许多人试图写阿克顿的生平，有些人揭示了他人生的不同侧面或不同阶段，不过，若以全面的传记作为目标，唯一接近这一目标的，只有美国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尔布于1952年发表的著作。

任何为阿克顿作传的计划，都会遇到非比寻常的困难。首先，他是个欲罢不能的短小笔记收集者，他预期这些笔记以后会对历史研究或写作有用。因此，他死后的主要遗物是一大堆文件，多数是卡片索引的形式，这些文件不仅包含过往历史的材料，还有他关于同代人和自身经历的文字。这些文件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任何传记作者都可取用，想为他作传的人也必须利用。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有把握地使用这些材料。殊难断定这些笔记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阿克顿本人的意思：是仅仅抄录别人的话，还是他自己的想法？是他一贯的想法，抑或只是在卡片上记下了一时的判断？再者，有些卡片令人好奇地罗列了一系列历史学家，他们都持有同一种观点或类似观点，它们在特定时刻引起了他的思路开阔的头脑的关注。研究者可以从这些资料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但是仅靠这些材料并不足以了解必要的生平事迹。

第二个困难是，任何试图考察阿克顿信件的作者，需要寻访西欧各地的图书馆。阿克顿虽然是个英国乡绅，却只能算半个英国人。从他的直系祖先那里，他获得了意大利和德国血统。他接受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教育，这对他的思想有重要影响。就像在伦敦、剑桥和牛津一样，他在巴黎、博洛尼亚、慕尼黑和维也纳也有许多好友。他用三种语言写信。德国的朋友有时用老式哥特体给他写信，这种手写体不同于印刷体，除非是德国的老哥特人，一般读者很难读懂。可以说，任何打算写阿克顿生平的人，差不多需要像他那样是一个欧洲人。

第三个困难最麻烦。阿克顿一出生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他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成了深入批判教皇制度的人。当时教皇权力正处于危境，亟须信徒的绝对忠诚。阿克顿的子女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尊敬父亲，却并不接受父亲对教皇制度的看法。阿克顿的这种观点在已经出版的信件中已十分突出，而他的孩子们(拥有阿克顿的大量私人信函)并不希望让这种观点更加显眼。除非能利用这些信件，任何传记作家都难获成功。

在阿克顿后裔中，对学术研究帮助最大的是他的孙女米娅·伍德拉夫，她既迷人又有学者气质。自20世纪60年代起，相关学者——如达米安·麦克厄尔拉什、詹姆斯·C．霍兰德、约瑟夫·L．奥斯欧兹和维克多·康泽米乌斯——获准发表了以往从未刊印的信件。康泽米乌斯出版了阿克顿和他的慕尼黑导师伊格纳兹·冯·多林格——对阿克顿而言，他是父亲般的形象——的大量通信，使对阿克顿的研究焕然一新，因为较之玛丽·格莱斯顿、阿克顿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和雷金纳德·维尔·劳伦斯先前出版的信件，阿克顿在这些信件中透露了自己更多的思想和内在个性。最终，在1973年，阿克顿家族拥有的全部信件被移交给剑桥大学图书馆，与阿克顿的藏书、早期的卡片索引和其他资料合并到一起。这使基于第一手资料撰写完整的传记第一次成为可能。

这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阿克顿的声誉在晚年达到顶峰，当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相信且也有理由相信，依靠他的神奇声誉，讲述欧洲历史的一套系列丛书可以获得可观的销量。这套系列丛书——《剑桥现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这些书叙述的年代逐渐前移，因为阿克顿的主要兴趣是现代史)——的出版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漫长时间，每卷都冠有阿克顿的大名，因为是他策划了这一方案并找到最初的撰稿人，虽然他在丛书第一卷出版前便已辞世。

随着独裁者时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到来，阿克顿也获得了另一种名声。他的历史直觉和个人道德信念，使他痛恨一切暴君。曼德尔-克莱顿担任过由阿克顿协助创办的《英国历史评论》主编，撰写过从天主教大分裂(Great Schism)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制度史，这是一个能触动阿克顿心弦的主题。克莱顿的遗孀露易丝很快出版了丈夫的《生平与书信》(1904)，其中包括阿克顿致克莱顿的几封信。阿克顿一封信中写下了那句后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但是阿克顿的声望在20世纪60年代渐渐消退。事实上，为防止他的剑桥史过时，不断有新的作者加以修订更新，新版有时也有价值，但似乎往往不如老版有益。现代学术界在评判历史学家时，是看他们发表过什么观点，而不是看他们自己拥有的藏书或他们所掌握的大量事实。阿克顿发表的著作寥寥无几，部分原因是时间有限——他最初主要办杂志和参政，而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但他确实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历史。然而他总是觉得，对于自己所研究的事物，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拒绝承认所有的史学著作、小册子或论文只能是基于现有资料所作的中期报告。此外，他对搜集过去的知识有着强烈的癖好，以至于总是能找到新材料，他厌恶安心于以既有的材料做文章。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他的名气，人们往往认为他没有发挥应有的才能，向世人贡献更多的成就，还有人认为花时间研究一位“失败者”是个错误。

然而，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迷人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传记作者需要对历史进程抱以同情，并能对阿克顿在其中的独特工作产生共鸣；还要理解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在19世纪遇到的尖锐冲突——既有罗马教廷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也有教会内部的冲突；需要有对欧洲的个人经历并熟知欧洲史，尤其要关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天主教，以及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温和派；此外，他还需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上层知识分子有总体的了解，他们主持的优秀期刊能够为深入探讨问题的长篇大论提供版面，这是他们在20世纪格局狭小的后继者所做不到的。

罗兰-希尔符合以上所有标准。他是米娅·伍德拉夫及其家人的朋友；他受过历史学训练；凭自己的理智和经验，他能够深入到阿克顿的德国和意大利的生活背景之中；他对自由派天主教朝着阿克顿指出(有些古怪或夸大其词)的道路前进抱以同情。阿克顿留下的大量资料如今我们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材料并没有消除他的复杂性，但确实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对于想要探讨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个难题的人来说，较之他的任何微妙的政治言论，他的政治信念仍然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我非常欣赏罗兰·希尔的新作，并热情地把它推荐给读者。

后记

阿克顿记述过多林格先生的藏书，他说：“这个图书馆落满灰尘，十分珍贵，最挑剔的人也无复他求。我能够自由出入其间，他也能为我拿到附近大图书馆的任何书籍。”据说，住在多林格先生这所房子里的其实是那些书籍，而不是他自己。它们是他“更好的另一半”，地板上的书数以百计，书架上则数以千计，总共约有三万册。慕尼黑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二十万册藏书、手稿和档案，是当时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之一，1838年多林格担任该馆馆长以后，能够随意从该馆借书并带回家中，事实上保留数月甚至数年。他去世以后，人们发现他的藏书中至少有二千册书其实是归大学图书馆所有。阿克顿在多林格去世后写道，“他对这所图书馆中他在意的每一本书都了如指掌，他为了方便自己使用，制作了大量目录，以便于买到他想购买的任何一本书……他用复制本来充实自己大量的收藏”。’多林格对书籍的狂热也刺激了阿克顿，他后来在奥登翰姆努力建起了全英最大的私人图书馆。格兰韦尔勋爵同意提高孩子的补助，使他每年有额外的120镑用来买书，多林格则劝他买书时要精打细算。

阿克顿在家信中写道，“我太喜欢慕尼黑了，幸运的是我阅历有限，还谈不上不喜欢建筑风格，它们的总体效果无疑是非常好的”。。这一评论说的是慕尼黑城里风格各异的宫殿、剧院、教堂和公共建筑，独裁的路德维希一世(LudwigI)在这些建筑上一掷千金，旨在用他浮华的希腊品位去改造有着巴洛克风格的慕尼黑。慕尼黑的普通市民，或慕尼黑人，他们的住所并未被纳入王室这个用大理石复古的整容术之中，所以也不太关心这一现代化过程，尽管它实际上已经把慕尼黑变成了一座现代都市。慕尼黑人一般不喜欢浮华、自负和浪漫风格，这与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朴素格格不入。能打动他们心灵的巴洛克式的天主教，有或喜或悲的天使和圣徒环绕的祭坛，使人们记住了慕尼黑曾经是耶稣会的一个大本营。

一些天主教的核心要素还保留着。就欧洲的新教地区而言，慕尼黑变成了德国首屈一指的天主教中心，按阿克顿后来的说法，它是“天主教保守主义的总部”。但是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大都市一样，它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特别虔诚的地方。那里犯罪不多，教养同样不多。上流社会中虔诚的天主教徒寥寥无几，但在普通民众中却为数众多。启蒙与狂热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中都不突出。迷信仍然盛行，但是许多知识和宗派思潮，例如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之类，对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影响。

在阿克顿所处的年代，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及其造成的恐怖在民众的记忆中，要比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离他们更近。幸亏有巴伐利亚诸侯和天主教信仰，宗教改革的影响没能跨过多瑙河。普通的巴伐利亚民众对于新教徒同样信耶稣这事依然感到吃惊。当地民众口耳相传更多的不是马丁．路德的任何教义，而是他被骑兵追赶逃离奥格斯堡时，在客栈没有为一根炸香肠付款便匆忙离开。乡村地区依然保持着热情而又迷信的天主教风尚。

19世纪上半叶的慕尼黑在欧洲独树一帜，思想上很开放。这是因为拿破仑在1806年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以后，成立了一个由维特尔思巴赫家族(wittelsbach House)统治的新巴伐利亚王国，它包括原来的几个公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的巴伐利亚的两倍，而后者是当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大的一个州。慕尼黑的大学由国家财政支持，多林格并不喜欢这种局面。一个九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三千名大学生，这一点是很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当他们因为决斗而脸上“挂彩”时，这是深受大学生喜爱的一项活动。“有时他们的头发被割掉一大片……有时他们的鼻子被削掉一小块”，阿克顿向堂姐明妮·斯罗克默顿(Minnie Throckmotton)讲述他身边的事情时说。“他们一受伤就不打了。说不定我下次回英格兰时，就是个目光炯炯的独眼龙了，或者鼻子被剁掉了，或者一只耳朵装在口袋里。”加他故意作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

有必要交待一下这本书出笼的过程。感谢微信社交平台的出现，这个译本是七手八脚的产物。我和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们建了一个“庙小风大”的群，取其谐音，遂得“苗晓枫”这个“第二译者”。

这些同学的名字是(按汉语拼音排序)：蔡华旗、陈晔、褚向磊、冯丹、傅乾、高国升、高建明、郭圆、马红邑、盛积芳、孙易恒、万吉庆、魏鹤鸣、吴其亮，吴瑞升，他们有些仍然在读，有些已经毕业。这本书的初译，便是由他们完成。每人每周各自认领几页，分头翻译，随时在群里相互讨论切磋，然后由我统一校订和润色，集腋成裘，得此译本。

如今的英语教育，从中学到大学，不可谓不重视，年轻人为此耗时甚多。但多年学下来，能在学习研究中运用得心应手的并不多见。原因大概是现在的英语教育多半只为应试，不重应用，阅读、写作和翻译莫不如此。我想借翻译此书的机会，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因正规学术翻译不比一般阅读，遇到问题时你绕不开，偷不得懒。他们借此机会，既可深入体味英汉修辞方式的异同，语义转换的艰辛，又可了解一下阿克顿这个“近代最伟大的落魄历史学家”(汤因比语)，最重要者，还可养成服务于读者的志趣，不失为一举多得。

不言而喻，虽是七手八脚的产物，包工头是跑不掉的。书中遗留的任何问题，读者仍当唯我是问。

冯克利，2017年3月9日于济南历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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