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内在理路”说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读过此书后,不但可以了解这一说法的具体含义并为理解清代学术史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而且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近十多年来围绕儒学现代价值问题的诸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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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余英时教授对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体察,其风格即与伯林颇多相通。余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即曾直接借用这一"伯林比喻",认为章学诚一生致力于"一贯之道",是典型的刺猬;而戴震博学多才,每给人以狐狸的感觉,但细加辨析,则不难发现戴东原骨子里其实仍是一只刺猬。--说到底,中国知识分子总以"志在闻道"自许。在我看来,这种好求"一贯之道"的一元论心态,实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病根,许多悲剧均由此而来,惜乎国内近来虽然对知识分子问题讨论得沸沸扬扬,却鲜有人深究此点。
――甘阳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这种思考方式导编排一以贯之的观念系统;"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必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的追逐、猎取目标,其思想方式具有离心的倾向。余英时教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就是中国版狐狸与刺猬的故事
――陈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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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相信心具众理,故说格物既久,可以一旦豁然贯通,而达到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后境界。东原极不取“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而解“理”为客观事物之内在条理,因此他认为不断地从事穷理致知,最后可以使人的认知心变得晶莹明澈,但认知的本身则是一永无止境的历程。东原的修正恰是把朱子的“格物致知”导入一个更为彻底的智识主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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