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数百年间华南一条大江流经地域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及其社会组织变迁的若干故事,并试图以此反映作者对我们这个国家整体历史某些侧面及其相关机制的理解。对于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者来说,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直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传统中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结合韩江中下游地域的历史,从天下、朝廷、官府和礼法四个方面展开了讨论。结合实际的生活经验,作者又考虑到一个更深刻、更根本的因素必须被关注,这就是“文教”。此外,作者还指出了外部因素的作用,我们不但要了解中国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对传统上韩江中下游地区民众活动的周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贸易和金融制度也要有更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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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广东省揭西县人,1959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1989年在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主持过多项有关华南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曾获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两项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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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陈春声I
第一章导言1
第二章明中叶以前的信仰、族群与社会秩序14
一、神明故事:文字化与宋元地方社会17
1.三山国王信仰与神明的正统化18
2.双忠公信仰及其地方化22
3.大峰祖师故事所见之佛教影响27
二、明初的海防与卫所:沿海的故事32
1.洪武年间潮州沿海各卫所的设立33
2.旗军与屯田42
3.地方社会与卫所地理布局51
4.弃守南澳及其历史影响58
三、猺人、疍民与山贼:《正德兴宁志》研究64
1.祝允明与《正德兴宁志》65
2.明初山区的秩序68
3.猺人与猺乱75
4.疍民与渔课米83
5.山贼、寇乱与土人87
第三章从“倭乱”到“迁海”95
一、“海盗”与“抚贼”96
1.地方动乱与“民”“盗”界限的模糊97
2.吴平的个案103
3.“海盗”的籍贯与下落114
4.安插“抚民”与“抚贼”问题之呈现123
5.“乡兵”之组织与乡村军事化136
二、社会动乱与文献编修:以《东里志》为例148
1.《东里志》的编修148
2.“民”与“盗”身份的界定151
3.“诗书礼乐”传统的证明156
4.“化民成俗”的努力165
三、“正统”神明的地方化:双忠公的故事169
1.明代潮阳东山祭祀中心的形成169
2.灵验故事与“双忠行祠”的建立175
3.乡绅之角色: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179
4.清代的发展185
四、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191
1.“归并大村”与筑城建寨193
2.清初政局与乡民“自保”205
3.迁海与复界212
4.“九军之乱”与“客家”问题之浮现220
第四章宗族、庙宇与地方商业化228
一、“复界”与宗族的建构228
1.“粮户归宗”与聚族而居229
2.族谱纂修与祖先来源故事的创造236
二、宗族整合:东凤陈氏的个案242
1.族谱和口头传说所见之定居过程242
2.系谱重构及其在族际关系中的意义246
3.庙宇活动所见之宗族与社区整合250
三、海上贸易合法化及其影响256
1.从“禁海”到“开海”257
2.海外文献:《历代宝案》与《公案簿》266
四、神庙系统与商业中心:樟林的故事283
1.樟林港的兴起及其海外网络284
2.乡村神庙系统的早期发展292
3.火帝庙创建与社区内部格局的转变296
4.“海商”与“土豪”:“二林通匪案”的故事304
5.“官方庙宇”的建立及其意义308
6.天后信仰与海上贸易313
7.神庙对传统市镇的意义324
第五章“侨乡”的形成:以近代城市为中心329
一、汕头兴起与大峰信仰的普及330
1.汕头兴起与近代市政330
2.存心善堂的设立333
3.善堂普遍建立与大峰信仰的普及335
4.动荡政局下的善堂运作339
5.大峰信仰所见之侨乡社会344
二、侨批与“侨乡”的形成346
1.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346
2.政府档案所见之侨批业355
3.侨批的解读:以陈子昭家书为例366
4.侨批与近代“侨乡”的特质382
三、华侨与善堂:樟林“八二风灾”386
1.清末民初樟林社区的变化386
2.“八二风灾”与樟林救灾分所390
3.华侨、善堂与救灾善后398
4.政府与乡村405
四、汕头城市发展与客家族群411
1.客家商人与近代市政事业的发展412
2.客家文人与城市文化建设417
3.近代城市生活与“族群”意识的自觉422
4.《客家研究导论》与“客家”民系的形塑429
第六章结语434
后记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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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至万历年间潮州地方文献的大量编修,与当时山贼、海盗和倭寇为患的社会背景确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个时期士大夫们在各种直接的动因驱使下进行的重新解释潮州历史的努力,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我们现在所具有的对所谓“潮州文化”或“潮州人”的许多理解,其实是明代后期这批“乡贤前辈”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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