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鲍耀明

知堂老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雨天的书》)

时光过得真快，《周作人晚年书信》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上梓后，快将七年，为什么要自编自费出版这本书?当时我已在该书《编者前言》中说得很清楚，目的不外纪念我与知堂老人之间的一场神交，进而提供资料给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参考而已。出版后在社会上似乎也掀起了小小的波纹，不少朋友来信或发表文字给我批评与鼓励，试举其中一二：“这是一本好书”(刘以鬯)；“您确实做了一件大善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保留了很好的文献史料”(裘士雄)；“这是中国现代人文的珍贵史料，也是一段难得的情缘，都是不可不读的”(王得后)；“鲍先生从一九六O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跟周作人不断通信，总共收集知堂老人的信四O二封。这部《晚年书信》当然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董桥)；“周、鲍二人素无谋面，纯粹依靠文字作为媒介，牵连着相隔两地的忘年情谊……鲍先生花了许多功夫整理校正，不只是原件影印，其工序繁重，可以想像，如果不是个人信念支持，恐怕不易完成”(小思)；“鲍耀明虽然始终

没有见过周作人一面，却有着这样频繁的通信，不但在周作人晚年是少有的，就在他一生中，也再没有这样的第二个朋友了”(罗孚)；“观人论世，如能以小见大，即于琐碎微末之中，每每可以想像其为人……这是一个极新颖的整理，出版方法，编者是有心人，工作又做得极为仔细，从而令读之者在脉络分明的时与事推移之中，看到一个古稀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物资’与‘精神’两方面，有哪些‘试探’与‘考验”’(戴天)；“最近欣承邮友鲍耀明先生以他编著出版的《周作人晚年书信》一巨册见赠，连日挑灯夜读，一口气把它读完之后，还是爱不释手，要再读、三读，细赏细析，深觉余味无穷，认为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奇书，值得推荐给有意于研究近代文艺和历史的读者”(潘安生)；“知堂晚年书信，是极珍贵的材料，先生决心自费出书，实是一大功德”(舒芜)；“《书信》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昨晚我已通读了一遍，这是我多年想读的一本书，获益匪浅”(李勇)；“顷接尊编《周作人晚年书信》，甚感欣慰，先生诚有心人也”(刘绍唐)；“《晚年书信》收到了，这是极有价值的文献，得之甚为

高兴，感谢不尽”(钟叔河)；“谈周作人，要提一本书，那是的耀明先生所编的《周作人晚年书信》……这部书为知堂老，人最后六年多的思想、心境，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可作研究”(岑逸飞)。……

朋友们誉多于贬，令我感到惭愧，有些批评则属于政治性的，我就不再录了。不过，姑勿论内容如何，我都愿意认为是出自于善意。如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虽已“盖棺”却难予“定论”，但从他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到他晚年的生活与心态。其实他亦与平凡的普通人无异，他曾为患狂易的妻子而生苦恼；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另一方面，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在民俗、歌谣、妇女儿童问题、文学运动等领域，他写出了诸多具见卓识的好文章，更大量翻译东欧少数民族以及日本和希腊的古典名著，连鲁迅、胡适等也极口称赞他的文字，郭沫若甚至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话。知堂老人在乎凡中是否亦有不平凡之处，相信未来历史会有公允的评价的。

《周作人晚年书信》这次重版改题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能在内陆重版印行，完全得力于王世家先生的努力斡旋。王先生除了为我物色出版社外，更亲自将原版对照手稿逐一仔细校订，改正了不少原版的错讹，使拙编在文本上更加严谨准确，在此谨向王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二00四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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