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kespeare

促使布鲁姆出面澄清文学经典的统一和美学价值的，是他对目前横行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克隆自法德的理论的不满，他将这些称之为“愤怒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对文学侮辱，还特别对所谓“文化资本”在文学研究中的滥用冷嘲热讽。布鲁姆便勇敢列举了自己反对的名单：艾略特的新批评、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所谓的新左派和老右派，还有“愤怒学派”的六个分支：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等。它们都纷纷对文学经典指手划脚，要求拓展新经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布鲁姆嘲笑这类文学研究者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无疑布鲁姆因此而树敌众多，但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暗中的支持者都会钦佩他坚持己见的勇气。他不在乎别人的嘲笑，因为他认定“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早在将近一百年前，欧文白璧德就认识到文学正受到威胁，“其中有功利主义和幼稚方法自下而上的威胁，有专业化和专门化自上而下的威胁，还有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影响所带来的压力。”

布鲁姆对莎士比亚毫无保留的一贯推崇，与他评价自己的耶鲁同事杰弗里·哈特曼是一位“忠实于华兹华斯的华兹华斯评论家”一样别无二致。他对莎士比亚的钟爱完全可以理解，这位任教耶鲁多年的文学教授，自然对莎翁极为熟悉。不过难得的是他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坚称统一经典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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