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国家

本书以性别和家庭作为观察视角，通过建立阶级和家庭结构的社会变化与英国殖民统治的联系，重新思考埃及民族主义和1919年革命的起源。作者巧妙地提出，埃及在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了埃及精英阶层一夫一妻制和资产阶级家政的理想，并将这些理想与政治和经济的成功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英国人利用一夫多妻制、后宫和妇女佩戴面纱等家庭和个人实践，宣称统治阶级已经腐败，从而使其对于埃及的占领“合法化”。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资产阶级埃及民族主义者建立了一种家庭政治文化，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并利用它向英国证明，现在是占领结束的时候了。这种文化在1919年的埃及革命中得到了应用，其中改革后的资产阶级家庭被展示为“现代”埃及国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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