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人

相信如果使每个有必需“天资”的人具备了相同的经济条件就为每个人提供了接受最高教育和接触最高文化的相同机会，这只能说对障碍的分析还停留在半途当中，尚不晓得与“天资”相比（只要能把学校中的不平等归咎于其他原因，天资的存在就成了问题），按学校标准衡量的能力，更依赖于一个阶级的文化习惯与教育制度的要求或定义教育成功的标准之间的关系。

通过改变标记实现的价值观的颠倒，把认真变成了认真精神，把对劳动的崇尚变成了穷苦劳动者的斤斤计较和艰苦努力，并想以此来弥补天资的不足。从以“精英”的价值体系判断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的时候起，这一变化就开始了。就是说，按有教养、出身高的人的浅薄涉猎来衡量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

可是，精英文化与学校文化是如此地接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农民或工人的子弟更甚）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教给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子弟的那些东西，如风格、兴趣、才智等。这些技能和礼仪是一个阶级所固有的，因为它们就是这个阶级的文化。对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它同时包含着便当和便当的诱惑。

重复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因为某些人的成功往往使人忘记，是一些特殊能力和他们家庭环境的某些特殊性使他们克服了文化方面的不利因素。一些人认为，进入高等教育是一连串不中断的奇迹和努力的结果。按照极不平等的严格程度选择出来的人面前的相对平等，可以掩盖作为它的基础的不平等。

总之，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巨大，它可以使教育制度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表面的机会均等实现得越好，学校就越可以使所有的合法外衣服务于特权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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