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 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领域顶尖级学者三谷太一郎，50年学术生涯总结之作，试图为日本的“近代”寻找一个总括性的系统阐释。

★ 考察日本近代化的真实历程，分析近代日本的核心要素——政党政治，资本主义，殖民帝国，近代天皇制——为什么，以及如何形成。尝试解答日本近代化存在的问题，政治实践的成败，以及日本将去往何处。

★ 审慎的国际视野，将日本的近代和日本的未来，置于全球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中进行分析。历史即是现实，现实也是历史。

★ 2018年纪伊国屋人文大奖、2018年新书大奖获奖作品。在日本出版后，引起社会各界热议，《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各大媒体推荐。

编辑推荐

☆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其近代化的原因、过程，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这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

☆ 日本的近代化，是参照欧洲先进国的模式进行的，三谷太一郎以英国学者白芝浩的政治理论为基础，从政治史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日本“近代”的概念进行了理论性的省察。

☆ 日本为什么会形成政党政治？为什么会走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成为殖民帝国？近代天皇制为何以及如何产生？针对四大核心要素的审视分析，寻找影响日本近代化决策方向的多层原因。

☆ 大量史料，条分缕析，勾勒出日本近代化的精确脉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高桥是清、福泽谕吉等知名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他们的观点与作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

☆ 对历史问题认识清晰，认为殖民帝国是日本近代最大的负遗产，至今仍未得到清算。不但给其他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也给日本自身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强调在亚洲持续坚持对外和平，以及为了建设超越国家的社会而进行的教育不可或缺。

☆ 作者三谷太一郎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外交史学者，曾任东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现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简体中文版由作者指定的专业学者全文审校。

媒体推荐

对“日本的近代是什么”这个宏大的问题，用新书的体量来解释，非常了不起！针对“近代”所提出的各种疑问，本书提供了比较清晰有条理的答案。

——平野启一郎 当代人气作家，芥川奖获得者

通过对日本近代的考察，来反思现在和将来，是一本具有厚重感的书。对走上了与其他亚洲国家截然不同的近代道路的日本来说，这种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性认知。

——中泽孝夫 福山大学教授

精彩试读

“近代”的历史含义

在19 世纪后半叶的幕末维新时期，当日本以建构国家为具体目标，以欧洲为最佳模板开始近代化进程时，欧洲则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开始对“近代”进行理论性的省察。从“近代是什么”的问题意识中，已经可以看到“近代”概念的萌芽。这里我想讨论其中的代表性事例，也就是活跃于19 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新闻记者沃尔特·白芝浩（1826 ～ 1877）的尝试，它可以为回答本书的课题——“日本的‘近代’是什么”提供一个线索。

在白芝浩看来，“自然学”通过以18 世纪的牛顿和19世纪的达尔文为代表的关于物理性和生物性自然的划时代理论，开辟了“近代”。在《自然学和政治学》（Physics andPolitics , New Edition, Kegan Paul，Trench, Trubner&Co., Ltd., 1872.）一书中，白芝浩期待“自然学”所承担的任务由政治学来完成，因为政治学是以“政治的自然”——也就是与“外部自然”相对的“内部自然”，即“人的自然”为对象的。这是在政治学领域打开“自然学”的新维度，试图确立一种建立在强化“政治的自然”，并成为其发展动力的“自由”基础之上的政治，即“基于讨论的统治”。这是白芝浩最基本的“近代”概念。

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有关政治社会中‘自然淘汰’和‘遗传’原则的应用考察”，如其所示，白芝浩试图运用达尔文在自然学领域创造的进化论，来解释政治的进化——也就是近代化。事实上这种尝试在此书中也并不少见，但我认为，比起这一点来，揭示与已经成为“近代”路标的“自然学”相对应的“政治学”本身的理论框架，才是白芝浩的真正目的。

本书将在重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关注使日本形成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向心力，是经谁人之手、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参照上述《自然学与政治学》所提出的白芝浩的“近代”概念，尝试阐明日本“近代”的特质。

明治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资本主义路线

为了建立国民国家而开始的日本近代化，把建立自立的资本主义作为了一种必要手段。国民国家的建立与自立的资本主义的建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由大久保利通率先倡导的明治国家自立的资本主义，具有消极的外债政策、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以及对外的妥协政策等主要特征。

不依赖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债）的自立的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维新后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处理各种对外危机，极力避免战争。立于国家顶点的明治天皇确信，以自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明治日本，其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与和平是分不开的。明治天皇之所以形成这种信念，是深受美国第18 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即格兰特将军，1822~1885）的影响。格兰特曾于1879 年（明治十二年）来过日本，并直接向天皇提出过忠告：“一国所应避免者莫过于外债……试观埃及、西班牙或土耳其……他们将本应为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东西悉数抵押出去，时至今日，可称其为本国所有之物已荡然无存……听闻日本（外债）不甚多，很为之高兴。……将来日本也绝不可再兴外债。”

将日本一国的资本主义在财政上落到实处的，是大久保利通的继承人松方正义的财政政策。松方正义是通过明治十四年（1881 年）的政变作为经济领导者而登场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前，负责财政的一直是大隈重信。此前，为了筹措西南战争的军费，曾增加了不兑换纸币的发行量，伴随“殖产兴业”政策而产生的财政支出，又导致了本位货币不足。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大隈提议发行巨额外债。然而，在把大隈逐出政府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取代大隈重信管理财政的松方正义简直就像复制了格兰特对明治天皇的劝告一般，他举出了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先例，强调了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依赖外债的危险性。

作为代替发行外债的选项，松方制定了以下两条措施。第一，强行进行所谓的超均衡财政，即一方面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在抑制财政支出的同时，另一方面增加税收，尽可能多地创造剩余财政收入，然后把创造出来的剩余财政收入用来偿还不兑换纸币以及转入本位货币储备金。松方财政与后来的井上（准之助）财政，以及太平洋战争后作为占领政策的一环被强制执行的紧缩政策——道奇路线，同为日本财政史上非常例外的紧缩财政政策。

松方正义所采取的第二条措施，是积极的本位货币供给政策。通过运用名目上为政府“储备金”的财政资金，实行一种贸易管理以及汇兑管理政策，试图以此增加本位货币储备。政府把“储备金”中的资金以纸币形式贷给出口从业者，出口从业者在国外收取销售货款时，需要通过政府的对外金融机构——横滨正金银行收取外币。通过这种手法，政府把纸币转换成为外币，推动了本位货币的积累。政府同时积极推进官营贸易，同样尝试从这一渠道吸收本位货币。这样，在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明治十四年十月）之前，本已锐减至869 万日元的本位货币保有额，在大约三年后的1885年（明治十八年），增加到了3832 万日元，是原来的四倍多。

在这两项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松方正义在1882 年（明治十五年）设立日本银行，推动了信用体系的整备，推进了财政和金融的分离。

然而，体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以甲午战争前的非外债政策为基本前提的自立的资本主义，随着甲午战争后日本放弃非外债政策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资本主义对外资的依赖度从外债开始有了明显的持续性增长，国际资本主义由此登场。促使这一类型资本主义出现进一步实质性发展的，是日俄战争。

1904 年（明治三十七年）2 月10 日，日俄战争甫一开战，日本就在2 月17 日的内阁会议上制定了发行外债的方针，即为了筹备军费发行限额为2000 万英镑的外债。当时日本银行的副总裁高桥是清随即被派往纽约和伦敦，交涉外债募集和合约签订事宜。翌年2 月，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一任务，高桥被任命为新设的帝国政府特派财政委员。在之后的三年间，高桥是清在海外活动中六次发行外债，总额达1 亿3000万英镑（13 亿日元）。经过这些外债的累积，日本的外债依赖度在质和量上，较日俄战争之前都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

高桥是清是在大久保利通所主导的自立的资本主义腹中孕育出来的经济专家，这一体系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已经深刻固定在他的内心深处。因此，在资本的国际性自由流动中，与其说他是积极的自由贸易论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消极的保护贸易论者，对于外债，他原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为了应对甲午、日俄战争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高桥是清主导了自立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违反了自己原来的信条，率先把日本对外债的依赖度提高到空前水平。高桥是清可说是不期然地成了从自立的资本主义向国际资本主义类型发展的过渡时期的经济领袖。

作为“国家之基轴”的近代天皇制

日本近代的历史演变，是史无前例地由明确的意图和计划来推进并完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恐怕很难找出可与之媲美的、如此明显的推动历史形成的目的性意识。日本作为后进国家，以当时是世界中心的欧洲先进国家，特别是英国为模式范本，开始着手创造本国的近代历史。

为了使日本实现近代化、形成并维持欧洲的功能体系，需要一种能够统合各种功能的事物。明治国家形成时的政治指导者们发现，在欧洲承担这种功能的就是宗教——基督教。伊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5月枢密院开始审议宪法案之际，曾指出制定宪法的大前提是确定“我国的基轴”，点明“欧洲有宗教可成其基轴，深入浸润人心，使人心归一”的事实。那么基督教在欧洲所发挥的“国家基轴”的功能，在日本将由什么来承担呢？

日本的宪法起草责任者伊藤博文未能从包括佛教在内现有的日本宗教中找到能发挥基督教在欧洲之功能的宗教。他认为日本的宗教之力很微弱，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成为“国家的基轴”。于是他断言：“在我国唯独皇室可成为基轴。”由此，“神”的缺席成就了天皇的神格化。正如福田恒存在其著作《近代的宿命》中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的近代是以宗教改革为媒介，从欧洲的中世纪继承了“神”，而日本近代正如维新前后的“废佛毁释”政策和运动所象征的那样，并没有把“神”继承下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日本想要缔造欧洲式的近代国家，就不得不另寻欧洲近代国家以之为前提的东西，那就是被神格化的天皇。天皇制被视为欧洲基督教在日本的“功能等价物”。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的近代国家是对欧洲近代国家忠实地、甚至是过于忠实地临摹的产物。

《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是作为国家元首统合统治权的国家主权的主体。在统治权的行使方面，宪法规定“依宪法之条规而行”（第4条）。也就是说，天皇在宪法的定义上是“立宪君主”。但是，宪法并没能明确地实现伊藤博文等人所预设的天皇的超立宪君主性格。第3条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以天皇的非行动性为前提的。它意味着在法律解释上天皇是神圣的，故而不行动、故而不负有政治及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具有在此之上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第1条所规定的作为统治主体的天皇与第3条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法律的逻辑上是不能同时成立的。

对一般国民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不是作为立宪君主的天皇，而是作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作为立宪君主的天皇和作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之间存在的立场上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与这一矛盾密不可分的“政体”“国体”相克，一直是日本近代不安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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