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的《自由论文》1809年首次出版在《F.W.J.谢林哲学著作集,第一卷》(兰茨胡特)这个册子中。这个册子本是旧文汇编(包括《论自我作为哲学的原则》等等),唯一的新作就是这篇《自由论文》。谢林为整个第一卷写了一篇前言,下面就是在这篇前言的结尾部分关于这一新作所说的话:
本卷的第五篇论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是新作,在这里首次付梓出版。
关于这篇论文,作者认为只需稍许说几句提请注意的话。
由于理性、思维和认识首先被算作是精神自然界的本质,所以自然和精神的对立首先便是从这方面简便地作了考察。对于一种单纯人类理性的固定信仰,对于一切思维和认识的完善的主体性的确信,以及关于自然界完全无理性、无思想的确信,包括那种到处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的表象方式,都鉴于这一考察的进程获得了辩护。也就是通过这一辩护,把由康德重新唤醒的动力学的东西又再次转化为只不过是更为高级一点的机械论的东西,而绝没有把它放到与精神性东西的同一性中加以认识。现在,这种对立已被连根拔除了,因此,更为正确的洞见能够平静地委诸于更好的认识的普遍进程来加以确定。
这是更高的、毋宁说真正的对立,即必然和自由的对立,出现的时代,只有通过这一对立,哲学最内在的中心才会得到考察。
由于作者在《思辨物理学杂志》中首次对其体系作过一般描述,之后对其作进一步描述的工作可惜被一些外在的事务中断了,作者自己单纯地局限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上。此后,在《哲学与宗教》这一著作中又有了一个开端,不过由于阐述上的欠缺,这个开端仍旧是不明确的。眼下的这篇论文是作者第一次以完全的确定性展示其哲学观念论(ideellen)部分的概念,所以,如果前面所说的首次描述肯定也有过一些重要性的话,作者首先必须把它与现在这篇论文加以比照,按对象的本性,本论文对于体系的整体必定要比所有较为局部性的阐述包含着更深刻的启发。
尽管作者对于在本论文中所表达出来的主要观点,对于意志自由、善与恶、人格等等,迄今为止还未在任何别的地方作过说明(《哲学与宗教》这唯一的著作除外),但这并未阻止有人任意地把一些固定的,甚至与本论文的内容完全不适合的意见附加给它,看来,这篇论文完全没有受到重视。也有一些不招即来的所谓追随者,喜欢主观臆断地根据作者的一些原理,对于这些事情,也像对于别的事情一样,说出了一些颠三倒四的东西。
这就显示出,真正意义上的追随者只有等有了一个完成了的封闭的体系时,才能出现。作者直到现在也从未提出过这样一个体系,而只是指出过这种体系的一些个别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常常也只是在个别关系中,例如在论战中指示出来),因此,把他的论著阐释为一个整体的片段,并且洞察出这些片段之间的联系,这要求具有一种比在缠人的后继者那里更加细致的觉察力,和比在敌手那里通常所见的更为善良的意志。由于尚未完成对他体系的唯一科学的描述,所以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按照这个体系的真正趋势来理解它。这些片段的东西一经出版,一方面就开始了毁谤和歪曲,另一方面也开始了解说、加工和翻译,其中将其译为一种误以为更加天才的语言,曾是最糟糕的一种类型(因为与此同时一种完全不成体统的诗意的迷狂征服过一些人的头脑)。现在,一个更为健康的时代显得又将来临。人们又在寻求忠诚、勤奋和真挚。人们似乎已经开始普遍地认识到,那些用新哲学的格言警句自我吹嘘的人,就像法国戏子的装腔作势或者像走钢丝的演员那样故作疯癫,其实这正是他们空虚的表现。同时另一些人,像是要把各种从市场上捕掠来的新东西弄到手摇风琴里叫唱,也终于招致如此普遍的厌恶,以至不久将再也找不到观众了。尤其是,当那些并无恶意的评论家们对于那些莫名其妙的狂想曲,只是在其中罗列某位知名作家的一些表达套路,而说不出它是按照这位作家的哪些原则写成的,就更是如此。从根本上说,每人终归是想宁可把每一这样的作品作为原作来对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处理方式也要合理得多。
因此,真希望这篇论文能服务于挫败一方的某些偏见和另一方的某些轻浮无据的流言。
最后,我们期望,那些从这方面公开地或隐蔽地攻击过作者的人,现在也愿意像在这里进行的这样,直言不讳地把他们的意见摆出来。如果说,完善地掌握作者的对象才能形成关于这一对象的自由精妙的造诣,那么,论战中这种做作的迂回终归不会是哲学的形式。当然,我们更加期望的还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精神越来越稳定,不要让那种过于经常地支配德国人的宗派精神阻碍了知识和见识的获得,获得这种知识和见识的完善的造诣向来似乎是德国人的使命,对于德国人来说,也许过去从未比现在更加切近于这种造诣。
F.W.J.谢林
1809年3月31日于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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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德国哲学家。一般在哲学史上,谢林是德国观念论发展中期的主要人物,处在费希特和黑格尔之间。解读他的哲学通常不太容易因为它哲学中关于自然的定义总是不确定的。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伟大但又捉摸不定的思想家,因为他在观点间的跳跃对于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说缺少一些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力量。另一些人认为谢林总是关注一些常见的话题,尤其是自由、绝对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谢林的思想和费希特一样也常常被轻视了,尤其是在英语语系的国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黑格尔后来的崇高地位,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故意贬低了谢林,将谢林描述为德国观念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注脚。其次是因为他的自然哲学,它常被一些实证科学家们嘲笑为缺乏逻辑推论和实践证明的。但他的自然哲学受到了浪漫派和大诗人歌德的欣赏,也得到了德国自然科学的欢迎。
谢林出生于1775年,1790年进入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父亲是这所大学的牧师以及东方文化教授。在这里他和黑格尔、荷尔德林成为同窗好友。1792年,他从哲学院毕业。之后他开始研读康德和费希特,两人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青年时的谢林。1794年,他出版了一本阐述费希特思想的文章《论一种绝对形式的哲学可能性》(Ü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orm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Form of Philosophy)。这篇文章获得了费希特本人的认可,这使得谢林在哲学界获得了一定名声。1795年,谢林完成了他的神学学位论文。毕业后,他在莱比锡作过两年私人教师,在这期间他研究了数学、物理和医学,同时研读了维柯和斯宾诺莎的哲学。
1798年,年仅23岁的谢林受聘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讲授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在耶拿的日子里,他受到了浪漫主义影响,哲学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写出了他的早期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很快,他成了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并开始反对费希特的思想,认为它是深奥难懂的。1803年,谢林和他的妻子卡洛琳(Karoline)结婚(这件事造成了他和浪漫派的决裂),并离开了耶拿。
1803年-1806年间,谢林任维尔次堡大学教授,由于他“好战”的性格,使得他在同僚和政府中有很多敌人。同时他的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宗教神秘主义,1804年写了《哲学与宗教》一书。1806年,他移居慕尼黑,找到了美术学院院长等各种职务。1809年,他的妻子去世,同年他写出《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研究》(Investigations of Human Freedom)。文中他对于神秘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他阐述了康德哲学中对于理性和实践之间的区分,他将自由定义为对善与恶的理解力(a capacity for good and evil)。这部集谢林晚期思想大成的著作受到了黑格尔刻意贬低,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海德格尔仔细研读了这篇文章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将黑格尔对此文的诬蔑评论为“由此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根上怎么也不能理解另一个同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伟大之处。”但这篇文章的某种泛神论思想同样受到了叔本华的批评。1820年-1827年任埃尔兰根大学教授,1827年重返慕尼黑执教,并被推举为国家科学院院长。
直到1841年,他被普鲁士国王召回柏林,接替了黑格尔去世后留下的哲学教席。他试图遏制流行的黑格尔哲学浪潮,但没有成功,于1854年前往瑞士的途中不幸去世。谢林生前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名声和思想将会处于黑格尔的威胁和影响力之下,在他去世后的百年间,和黑格尔相比,他的知音寥寥无几。但他获得了海德格尔的至高评价,称他为德国观念论的顶峰,而不是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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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被置于那一顶端,在那里他自身拥有向善和向恶的自我运动源泉:各原则在他身上的纽带并非是什么必然的,而是一种自由的。人站在分界点:无论他想选择什么,都将是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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