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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一般出卖的实际价格称为市场价格。 所有具体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取决于实际送到市场的数量与愿意支付商品自然价格的人(有效需求者),即愿意支付将商品送入市场所必需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全部价值的人的需求的两者比例。
在法国,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在英国则从大威廉时代以来,镑、先令和便士,虽然在价值上有很大变动,但彼此之间的比例和现在相比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门欺骗臣民,逐渐削减了货币所含贵重金属的真实分量。
文明壮禽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这种商业,有的是以原生产物与制造晶直接交换,有的是以货币或纸币作媒介交援。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制造材料供给都市,都市则以.部分制造品供给农村居民。不再生产亦不能再生产生活资料的都市,其金部财富和全部生活资料都可说是得自农村。
经济人互通有无,物物互换,互相交易,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
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有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战争与政治上的一般变革,可以轻易地以商业为唯一来源的富源趋于耗竭。
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
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
无论在什么地方,一般工资水平,取决于前述两种人通常会达成的契约。在议定契约的过程中,双方的利益绝不相同。工人们希望尽可能获得高额工资,而雇主们则希望尽可能少付工资。工人们往往联合起来提高工资,而雇主们也往往联合起来压低工资。
既没有打算,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对私人目的的追求,便促进了一个超过我们原有的更大的目的,看不见的手,于是作为作用于人类命运的一个最初的动力。
很多时候,一个人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
司法权如不脱离行政权而独立,要想公道不为世俗所谓政治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肩负国家重任的人,纵无何等腐败观念,有时也会认为,为了国家的重大利害关系,必须牺牲个人的权利。但是,各个人的自由,各个人对于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赖有公平的司法行政。
东印度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国东部的几个省,似乎也在极早的时期已有农业和制造业上的改良,虽然关于这种往古事迹的真相,我们欧洲有权威的历史学家尚未能予以确证。印度的恒河承其他本河,分出许多可通的支流,与埃及的尼罗河无异。中国表部备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太了内地航行的范围。这种航行范围的广阔,不但非尼罗河或恒河所可比拟,即此二大河金在一起也望尘莫及。但令人毒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
不论何种职务,要其执行良好,其报酬或薪俸似须尽可能与该职务的性质相称。如报酬过少,那就很容易由奉职者大部分的卑劣无能而受到损害;如报酬过多,那就很容易由他们的疏忽怠惰而受到更大的损窖。
一国每年支出的费用,不但有国防费、君主养尊费,而且有国家宪法未规定由何等特定收入来开支的其他必要政费。这些费用的开支,有两个来源:第一,特别属于君主或国家,而与人民收入无何等关系的资源;第二.人民的收入。
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的会比我们所需要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