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想告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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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文化研究大师尼尔·波兹曼20年经典畅销作品
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
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
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
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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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专家评论: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书中的交互作用俯拾即是。《娱乐至死》是一本优秀的、令人不安的、引发思考的书,而且我敢说,它是一本必读书。它配得上经典的地位,尽管过了20年,但它比任何书都贴近时下。
——蒂姆•查理斯(Tim Challies,Discerningreader.com)
《娱乐至死》在帮助我们看清(电视)屏幕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在这一点上,它是最优秀的。那种画面,即便没有“文化灭亡”的末日预言,也足够阴郁了。
——沃尔特·古德曼(Walter Goodman,《纽约时报》)
娱乐时代的当头一棒,尼尔·波兹曼的深刻预见。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波兹曼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陈丹青
波兹曼在媒体研究领域是一位巨人,地位仅次于马歇尔·麦克卢汉。
——安吉拉·佩妮,《抨击杂志》
波兹曼极具说服力地调动了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麦克卢汉理论以及常识,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且颇具独创性的论题。
——维克托·纳瓦斯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尼尔·波兹曼的逝世给公共话语带来了某些寂静。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沉默了。回顾他令人惊叹的事业,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都是一连串问题……他希望你去思考,字母表是如何改变了口语文化的,印刷媒体给宗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是如何创造了童年的,为何对标准的测试意味着对学校系统的激进反思。
——彼得·卡瓦纳,《环球邮报》
作家、媒体批评家尼尔 ·波兹曼的去世并未得到应有的(新闻媒体的)重视。但这一点也没有让波兹曼吃惊。我们时代媒体批评领域最伟大的书之一《娱乐至死》是他写的……波兹曼比任何人都了解,电视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辩论的本质,娱乐如今在政界占至高地位。
——吉姆·本宁,alternet.org
尼尔·波兹曼是一位传承伟大纽约传统的不可思议的讲述者……正如他说的故事一样,尼尔·波兹曼投入了一生来让我们停下来……他是一个和蔼谦恭的人,他绝对不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但是他的确告诉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直至肺癌让他永远消声。
——约翰·齐默尔曼,《纽约邮报》
我时常想起萧伯纳著名的诗句,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依靠不理智的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不理智的,兰斯是不理智的,尼尔也是不理智的。因为这样,所有美好的事才发生了。
——保罗·莱文森,美国作家、福特汉姆大学教授
波兹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约二十本书和众多的采访和文章中展现了他的思想和他的优雅。这些作品都值得阅读和深入思考,有意或无意间你会将你读到的说给他人听。波兹曼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后来他长成了擅长表达的义愤填膺的教育者和社会消费者。
——迈克尔·寇姆夫,《学院季刊》
波兹曼的每本书都是一本小册子,一本装了封皮的随笔:《童年的消逝》讽刺美国文化的幼稚化;《娱乐至死》讽刺娱乐业,以及娱乐业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他的知识分子姿态,他在公众环境中的表现,以及他伟大的天赋——极好的幽默,实质是一个开化人类在一个野蛮世纪进行的尝试,之后成了一个开化人在电视文化中的尝试。
——杰伊·罗森,纽约大学教授
在波兹曼的书中,隐喻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体现。我们设立“尼尔 ·波兹曼隐喻奖”有两个目的:奖励一位纯熟使用隐喻的有天分的作者;纪念并推广波兹曼的作品,以及印刷思想。
——锐透基金会
一本有才华、有力量、有分量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就我看来,他让人无法反驳。
——乔纳森·亚德利, 《华盛顿邮报》
有些书是每个人都应该读而事实上很少有人去读的。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于娱乐时代对公共话语质量的毁灭性作用的分析提供了非同寻常的锐利洞见,这种洞见深入了到技术塑形思想与文化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方各面的琐碎化。
——“潮起潮落”
出版于 1985年的《娱乐至死》是一本令人振奋的充满争议的书,它审视了电视对我们生活——更具体地说,是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害处……本书有太多值得推荐的地方。它引发了许多思考,更让我们看到,电视是如何以某些方式侵蚀我们的公共话语甚至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整体概念的。
——谢默斯·斯威尼,social affairs unit.org
它是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周国平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刘擎
《娱乐至死》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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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
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是继麦克卢汉之后世界最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介生态学专业。
他认为强势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人们实际上是生存在媒介所制造的巨大隐喻世界中而不自知,因此发展出了“媒介即隐喻”的理论。
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是他的两部代表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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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章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任教于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曾发表、出版论文译著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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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篇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第二篇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第七章 “好……现在”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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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雨中表面的用处。
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恭喜你,尽管我不能与你共享这喜悦。
it is not what we hate will ruin us,but what we desire.
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
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人终将毁灭于他所热爱的东西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乐?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
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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