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史(1840-1949)》分为十三章，简述鸦片战争（1840）以来至新中国建立（1949）的历史进程。全书以重大历史事件的展开为轴线，以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历史变迁为基本内容，在试图呈现中国百年历史景像的同时，力求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历史动因和时代特征，并从中寻求建构在历史事实基石上的理性认识。《中国近代史(1840-1949)》立足于“通史”视角，倒不是因为纵向之“通”（即1840至1949），而是努力于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整体史”意义上的融通，尽管这种努力尚待检验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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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先明，1957年生，山西屯留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理事长、天津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教学与研究，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乡村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代表性著作有：《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近代“新学”一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 5年再版），《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科2005年）等。研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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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千古变局——鸦片战争与中国历史进程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第二节 从鸦片贸易到鸦片战争
第三节 悲惨圆明园——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四节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二章 历史悲歌——太平天国的兴与衰
第一节 兴起与发展：从金田到天京
第二节 理论与实践：太平天国的制度与政策
第三节 历史的悲局：天京变乱与天国消亡
第四节 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影响与历史地位
第三章 从“自强”到“求富”——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第一节 辛酉政变与晚清政局
第二节 洋务新政：“自强求富”
第三节 洋务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动
第四章 忧患重重——同光时期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近代外交的起步与边疆危机
第二节 中法战争
第三节 甲午中日战争
第五章 “行变法”、“定国是”——维新变法与近代思想启蒙
第一节 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
第二节 维新运动的初步发展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高涨与“百日维新”
第四节 戊戌政变：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顿挫
第六章 庚子之变——从反洋教到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炮口下的传教
第二节 传教与侵略：传教士的另一面
第三节 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的兴起
第四节 “八国联军”与清廷的“宣战”
第五节 京、津陷落与列强暴行
第六节 保皇会与自立军：维新派的分化
第七节 《辛丑条约》与义和团的失败
第八节 时代转型：义和团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
第七章 晚清“新政”——制度变迁与“民变”风潮
第一节 “新政”的提出与实施
第二节 清末立宪运动
第三节 官制改革
第四节 法制改革
第五节 地方自治
第六节 “新政”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
第八章 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与民国创立
第一节 “全球革命潮”——辛亥前十年的中国
第二节 清王朝的覆亡
第三节 民国创建：辛亥革命的结局
第九章 逆境重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
第一节 动荡不已的民初政局
第二节 民族与社会危机的继续加深
第三节 军阀割据与护法运动
第四节 民国初期的复古潮流
第五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第六节 激荡的思潮与主义
第七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
第八节 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九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第十章 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国民革命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第二节 北京政变与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
第三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四节 北伐战争与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五节 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
第十一章 十年较量——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苏维埃革命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
第三节 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艰难发展
第十二章 同仇敌忾——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的转折
第一节 华北事变与民族救亡大潮
第二节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第三节 战略相持：艰苦的对决
第四节 战略反攻：最终的胜利
第五节 萌生与成长：战时的社会与文化
第十三章 历史的抉择——国共对决与新中国的建立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时局
第二节 国民党的内战部署
第三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扩大
第四节 战局逆转
第五节 战略决战：军事上的最后较量
第六节 分化与重构：社会、政治的新变动
第七节 社会一经济的变动
第八节 历史新纪元：新中国的诞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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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
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一是没有一整套符合当时社会实际、反映广大民众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方针路线；二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才华横溢的精英领导集团；三是日益弥漫的腐败之风腐蚀了太平天国的制度和各级官吏，制度和官吏的腐败使太平天国成为弱者；四是一些具体事情上的重大失误，如偏师北伐、天京内讧等。
明清两代，所谓正途者，率由科举出身，科举本属良法，唯在唐宋时代，已不能尽切于实用，至明清又将前此分科，悉并为一，事实上科举已非普通人所能应，乃不得不放弃一切，而只看几篇四书文，而其所谓四书文者，又别成为一种奇异而不合理之体制。既四书亦不必真通，而其体制，却颇足消磨精力，士人遂至一物不知。
盖官立学校，士多以利禄而来，私家所设之书院则不然，故其效较显著。然至讲学之风盛，而依附者咸为名誉之所归，则来者不复皆潜修之士，重以党祸之激荡，遂至胥天下而有毁学之祸矣。
其更足以诏示吾人者，一国之危险，莫过于理智之丧失，言论不得自由。感情用事之时，非有力者则无意见陈说之可能，而难有所补救，全体民众殆将成为疯人社会。政事之中对外问题，尤其激起情感。吾人所当留意者，对于政府之外交，不能囿于无根据之宣传，而必全国一致之说，终当审其是非利害，而为有条件之赞同也。
宋受外族之蹂躏，夷夏之观念严，理学之发达，士大夫之胸襟益狭，终见灭于蒙古。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 慈禧还挺慎重的，开了四次会才决定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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