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形象

西蒙娜·德·波伏瓦（１９０８—１９８６）生于巴黎，是一家的长女，父亲是律师。青年时代欣赏超现实主义艺术思想。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尔邦）大学学习哲学，成绩优异。一九二九年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萨特有了交往。他们两人在这一年通过法国教师学衔考试；波伏瓦是法国历史上通过该项素以严格著称的考试的最年轻女学生。萨特年轻有为，才气横溢，使波伏瓦甚为倾心，此后也深受他的影响。波伏瓦在自传体小说中写道：“萨特完全符合我十五岁时的想望；他是另一个我，在他的身上我感到我所有的爱好升华到炽热的程度。我永远与他分享一切。……我知道他再也不会走出我的生活了。”他们不久结合一起，却不举行传统的婚礼，这也是他俩对自身所处的布尔乔亚社会的一种叛逆心理。

三十年代，波伏瓦先后在马赛、鲁昂等地教书，同时尝试文学创作。最初的作品屡遭退稿。她把日记给萨特看，萨特建议她多写关于自身的事。那时她已三十二岁，觉得已是一个成熟的女姓，但是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姓。一九四○年，萨特在前线被俘，第二年逃出俘虏营，波伏瓦与他一起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建立“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一九四三年，波伏瓦发表第一部小说《女客人》，借陈旧的三角恋爱形式，灌注存在主义的哲学，提出本人与他人的关系，在读书界获得成功。她随即放弃教育工作，参加萨特等编辑的《现代》杂志，从此跻身文坛。接着问世的有《皮洛斯和西奈亚斯》（１９４４）、《他人的血》（１９４５）、《多余的嘴》（１９４５）。《他人的血》谈到战争中的人质问题。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在法国为了报复游击队的抵抗活动，往往扣押法国平民作为人质处死。波伏瓦提出：我们可不可以为了自认为正义的目的，而把无辜者的生命卷入进来。这种典型的存在主义式的道德讨论，使她声名大噪。

战争结束后，存在主义首先在法国，其后在意大利、英国、美国声誉日隆。波伏瓦一边创作，一边与萨特联袂游历了许多国家。其时主要著作有：《人都是要死的》（１９４６）、《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１９４７）、《美洲散记》（１９４８）、《第二种性别》（１９４９）、《名士风流》（１９５４）《长征》（１９５７）。《名士风流》一书为她赢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这部长篇巨著细腻地反映了法国光复前后抵抗组织中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痛心理想的幻灭，感觉自身的弱点，在投身斗争与逃避现实之间彷徨苦闷。她后来又陆续发表四部自传体小说：《大家闺秀回忆录》（１９５８）、《风华正茂》（１９６０）、《世事难》（１９６３）、《回顾》（１９７２）。其间还出版了《一个非常恬静的死》（１９６４）、《美丽的形象》（１９６６）、《疲劳的妇女》（１９６８）、《老年》（１９７０）等。波伏瓦后期的创作风格有很大改变，更多关注社会问题。一九八一年发表《告别仪式》，悼念萨特的逝世。萨特从七十年代初双目相继失明，被迫辍笔，但是思想仍很活跃，时常发表谈话说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一九七四年八九月间，波伏瓦精心选择一些问题向萨特提出。萨特在答复中回顾和概述了自己的一生与思想。这些都刊载在《告别仪式》一书中，无疑是研究萨特晚年思想的可贵资料。

波伏瓦是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著作丰富，态度鲜明，同情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她和萨特都对中国怀有极为良好的感情。

波伏瓦企图为存在主义的伦理奠定一个普遍基础：“自由是对各种自由的尊重。”不论她以何种方式（小说、散文、评论、自传）进行创作，主题不忘追求一种真正的道德。她阅历广，涉世深，观察细致，小说中相当一部分的情节是她本人的经历，许多人物在法国社会中也是有名有姓的。她在身世叙述中掺杂哲学阐义，因而她的自传小说是了解法国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存在主义在法国兴起和发展的文献资料。法国文艺评论家认为波伏瓦在谈到自身和周围人物时最能打动读者。

波伏瓦作品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点，是尖锐地提出了当今世界妇女受歧视的状况。她是国际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她写的《第二种性别》多年来一直是影响西方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著作。作品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女性地位的演变，认为今日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形成，是女性长期屈从男性权威的结果。她不承认由于生理结构、母爱天性等原因，而有什么“永恒的女性”。萨特提出：“英雄不是天生的，懦夫不是天生的，都是自己选择的。”按照这个模式，波伏瓦在妇女问题上也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自己变成的。”她在中国访问后，“妇女要顶半边天”这句话也一时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战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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