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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著學法律的蕭亦珩，我說：“看起來，法律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他笑笑，在我身邊坐下，態度輕鬆地說： “文學呢？文學是比較好的辦法嗎？” 我也笑起來。果然是反應敏捷，雖然是一塊兒長大的，可是，浪子回頭的他，的確在這幾年有了很大的改變。 “我想，‘愛’是比較好的方法。”我說。 他點點頭，而後沉思地說： “除了愛，一定還有別的……”
如果，我们从不曾相爱，也许，我们可以一直相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