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为1923年秋至1924年春夏间,梁启超在清华等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成书后共分十六讲。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题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华学校讲义”一册,现存第一至十二讲(第十二讲未完)内容,经过与当时听讲者回忆的对照,应即为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原本。(以下简称“讲义本”)
该书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计有:
(一)《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即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原载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二)《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即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部分,原载1924年3月2日至6日《晨报副镌》。
(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相当于单行本第十三至十五讲,原载1924年6月至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13、15-18号。
(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包含第一至十二讲全部内容,自1924年4月(实则7月以后)至1925年10月(实则11月以后),连载于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第3-8期;经比对,该种即为转载前述“清华学校讲义”本。(上述四种,以下简称“报刊本”)
1926年7月,上海民志书店刊行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首个单行本,至1929年10月已发行至第四版(以下简称“民志本”)。1936年,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专集”部分收入该书,并将报刊本及民志本所用新式标点改为旧式断句,成为此后该书较为通行的版本(以下简称“《合集》本”)。可能由于成书仓促,这两种单行本均有较多印刷错误。
“清华学校讲义”为本书最初版本,亦可视为民志、《合集》两种单行本的母本。早先发表于《东方杂志》等报刊的部分,在收入民志、《合集》二本时稍有增删,但整体内容变化不大。讲义本、报刊本虽为梁氏未定稿,较之后出单行本,错误反而较少。故本次校订,遵循早出讲义本、报刊本为先的原则:
(一)第一讲至第十二讲,见于“清华学校讲义”的部分,以讲义本为底本,参校报刊本及民志、《合集》二本;国图藏讲义本有缺页,补以《史地学报》转载本。
(二)第十三讲至十五讲,见于《东方杂志》的部分,以报刊本为底本,参校民志、《合集》二本。
(三)其余部分,则以较为完整的《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
具体凡例如下:
1、底本无误者,参校本有异同一般亦不出校记。
2、底本及参校本皆误者,直接在文中修正:拟改之字以[ ]表示,拟增之字以【 】表示,衍字以{ }表示。明显错字、借字,如“已”、“己”、“巳”混用,“很”作“狠”,“著”作“箸”之类,径行在文中改正。
3、参考底本所用标点,转换为现行标点符号;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字。底本以“□”表示待补字,“(?)”表示存疑,连续星号(*)表示段落区隔,均予保留。
4、为存梁氏定本面貌,凡后出单行本对讲义本、报刊本有大段增删处,以及章节划分、章节名有更改处,仍依《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并在校记中说明。但该部分个别字句的增删,则以讲义本、报刊本为主。
5、该书征引前人著作,或转引他书,或仅凭记忆,或隐括大意,与原书字句往往相异。为存梁氏著作风格,除非影响文义或出现知识性错误之处,其他引文与原书字句有出入者,一般不加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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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订说明
第一讲 反动与先驱
第二讲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第三讲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第四讲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第五讲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黄梨洲 附: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第六讲 清代经学之建设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朏明 万充宗
第七讲 两畸儒
——王船山 朱舜水
第八讲 清初史学之建设
——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第九讲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第十讲 实践实用主义
——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昆绳 程绵庄 恽皋闻 戴子高
第十一讲 科学之曙光
——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
第十二讲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第十三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经学、小学及音韵学
第十四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
第十五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史学、方志学、地理学、传记及谱牒学
第十六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
梁启超先生学术年表(夏晓虹 编)
作为讲义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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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豪傑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還有什麼學问的獨立?明末王學全盛时,依附王学的人,我們狠觉得可厭。清康雍间,王學爲衆矢之的,有毅然以王學自任者,我們卻不能不崇拜到極地。並非有意立異,實則箇人品格,要在這種地方纔看出来。
(顾亭林)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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