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意義往往超越生物學層面,
500年來,
權力、商業、國家治理,
還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因素如何影響我們的醫療?
◎十五世紀歐洲人便知道採取隔離方式因應瘟疫的大流行,為何考量到貿易與經濟因素,隔離的措施便無法徹底落實?
◎當代性別研究者常認為以男性為主的醫師侵入婦女生產過程,拔除助產士的地位,但新的研究告訴我們一幅完全不同的圖像,在這圖像裡,婦女如何主動邀請男性醫師的參與,藉以標榜身分地位?
過去,醫學總是和「進步」劃上等號。醫界發展出精密的外科手術,輔以各式高科技儀器;研發新型疫苗,逐一攻剋威脅人類生命的傳染病;十九世紀,歐美的船堅炮利,搭配熱帶醫學,躍升為全球主導力量。
不過,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歷史學界挑戰了這樣的看法。醫學並非以線性的方式向前進展,後來看似造福人群的醫學成就,也並非在一推出時,便獲得各界接受。當展開醫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圖時,發現醫學並非拉動歷史的唯一引擎,疾病形態、常民觀念、實作、個人行動、醫療人員、機構、社會、文化與政治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這波持續四、五十年的研究潮流也帶來人類社會過度「醫療化」的省思,例如:精神疾病的版圖持續擴大、婦女生產過程的醫療介入。但是,作者提醒我們,「醫療化」的批判角度簡化了我們和醫學的關係。我們該如何正視醫療對我們的衝擊,持平地評估醫療的貢獻和轉變?
全套書分成三卷([卷一]醫療與常民、[卷二]醫學與分化、[卷三]醫療與國家),以重要的議題為經,以大量的歷史研究成果為緯,試圖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將常見的理論、概念與史學潮流檢驗、琢磨與修正。那將促使我們思索「進步」的意義,對「專業權威」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豐富我們對於醫學史的認識,也讓讀者意識到醫學的權威並非不證自明,醫學的改革反映了每個時代。
過去五百年來,把身體失衡和社會失序連結起來,向來是疾病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表徵的一部分,不論瘟疫或愛滋病都是如此;疾病的意義常超越其生物學層面。權力關係的微妙變化以及商業考量等因素,也都一直影響到醫療。——克爾‧瓦丁頓(本書作者)
作者達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整理、綜合了近四十年來,對歐洲十六到二十世紀醫療社會史大量、多樣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精彩可讀的介紹性著作,讓讀者一方面能對現代西方醫療的歷史有宏觀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掌握醫療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議題、爭論、面臨的挑戰與前景。——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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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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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
英國卡地夫大學醫療社會史教授、歷史-考古與宗教學院學術發展主任
譯者簡介
李尚仁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著有《帝國的醫師》(第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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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進行某種形式的治療被視爲是家務技藝的一部分,也期許她們積極扮演照護病人的角色。治療不見得是有報酬的工作,有些會被認爲是微不足道之事而沒有留下記錄。建立在互助系統上的家庭照護和社區照護是相當重要的,婦女不論以妻子、母親、女兒或女僕的身份,皆從事很多這樣的工作;因此在家庭與社區中,女性都扮演著重要的醫療角色。
十六世紀晚期與十七世紀對女性治療者的攻擊,常被信以爲真。近期的研究則質疑這些説法,並且指出婦女扮演了廣氾的健康照護角色。當時之所以出現形容她們是無知或危險的醜化説法,並不意味著女性治療人員受到禁止,或是來自性別偏見的攻擊,而是男性醫師試圖透過權力論述和種種努力,想要限制女性醫療人員帶來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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