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随遇而安》题目就透出了闲情逸致的情趣,汪曾祺把自个儿被错打成右派的苦难写成了“三生有幸”,因为他下放时“切身体会了劳动是沉重的负担”,摘掉右派帽子后回到所里,又成了“全国盖无第二的吃过这么多种马铃薯品种的人”。他就是这么随遇而安!他要让读者到他静谧的文学天堂里悠闲一下,展现眼前的却是五味俱全,多姿多彩的生活。
汪曾祺融合着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审美趋向,无形地渗透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之中。读他的文章,那份感觉好比繁忙之余悠闲地品味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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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肄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解放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解放后长期担任编辑工作,后在一个京剧团任编剧,在此期间曾参与创作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1940年发表第一篇作品,1947年曾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羊舍的夜晚》,文革后出版《汪曾祺小说选》、《晚饭花集》等。创作以散文、小说居多,八十年代之后,文学不再承载太多的政治功能,读者开始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性,汪曾祺的作品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受戒》、《大淖纪事》更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文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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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像一条雨水泛滥的河流,充斥在这个房间的四壁,笼罩在他们的头顶上。达科塔想到伊泽尔的出租车缓慢地驶过荒芜的牧场。她感到希克斯夫妇的担心开始凝结成确知。悲哀已经像一根套索,圈住了这对紧张的夫妇,同一根套索也圈住了他们所有的人。她不得不将希克斯夫妇的套索拉紧,让他们疼到麻木的程度,来表明,爱是得不到回报的。
写作的愿望和写作的能力完全是两件事情。而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各种愿望和能力都会一并下降。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岔路口决定了一生。 永远不要对别人的帮助有太高期许,哪怕是你的父母,凡事靠自己。
希望我就这样悄悄地写写,你们就是悄悄地看看,是真话。 往事回思如细雨 旧书重读似春湖 癸酉年元宵节晚六时 七十三年前这会我正在出生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
Nahi bezala haundiak ahal bezala ttipiak
当时我曾经很遗憾自己没有相机拍下那样的人间仙境,但今天想起来,我一点儿都不遗憾,因为任何相机和镜头都只能记录下来一个局部,一个瞬间,无法表现人置身其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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