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别以“女性社会”、“女性之死”题名:上篇“女性社会”期望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其中,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锁定女子社会化教育起步期,将中西观念、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激荡、冲突与调和作为讨论的重点,而该校所标举的“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在日后各地的办学实践中尤具启示意义。与之相呼合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女学生杜成淑拒绝男学生屈疆约会信事件的考察,透过双方公开的私函与背后的妇女团体分裂的的隐情钩稽,论者有意凸显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困惑。女报的出现亦自晚清始。第三章以发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杂志为标本,清理晚情,“女界革命”倡导者的妇女论述之内涵,文本分析不仅显示出刊物主持人在廷续三年的编辑过程中思想的游移,其间男性与女性声音的同中有异更值得关注。“男降女不降”之说的晚清曾流行一时,这一话语既源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也与晚清妇女论独特的现实关怀相指涉。探究其中复杂的多意旨,揭示历史资源如何转化为现代理念,是为该章的着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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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男轻女积数千年之痼习,其病至于母教不昌,妇道不备。而女子亦往往甘于自薄,以分利于[为]男子累。苟尽具普通知识,或一艺之长,男子有业,女子亦有业,各以一身所作之业,为一身衣食计,天下自鲜忧贫患。”故临终前嘱其母: 中国风俗,向以家产遗子孙,无捐以举公众事业、造社会幸福者。有之,请自慧仙始。我死,以我家遗产兴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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